性骚扰立法给我们启示

随着武汉教师性骚扰案的胜诉，再加上北京首例性骚扰案正在审判，引起了全社会对性骚扰问题的关注。据媒体报道，记者近日从全国妇联获悉，性骚扰将写入《妇女权益保障法》中，法律起草工作已经正式启动。

这个消息传出后，许多人为之欢呼，认为性骚扰立法经过千呼万呼终于快成为现实了，性骚扰问题有解决的希望了。但对此，笔者却想泼一泼冷水，试问，性骚扰写入法律会产生多大作用？一纸法律毕竟只能给性骚扰问题提供解决的目标，而不能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。

香港最近有民间组织做过一次调查，发现受到性骚扰的女性６５％以上没有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利，而是不约而同选择了沉默。要知道香港有完善的性骚扰立法，为何这些女性仍不奋起捍卫自己的权利呢？原因很简单，这些女性怕因此失去工作。调查资料也显示，在收到妇女被性骚扰的投诉中，有六至七成的投诉人后来被雇主解雇。从这可以看到，法律对于解决性骚扰问题的作用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。

在内地，许多女性对性骚扰同样选择了忍耐与沉默，ＴＯＭ网站最近做了一个投票调查，近８０００人参与了投票，结果发现只有２０％的人认为在遇到性骚扰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与对方抗争。因此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性骚扰作为一个社会问题，有其深层的社会原因。如许多女性是出于名誉的考虑，出于害怕烦琐的法律程序而不愿意站出来，试想一下，一个弱女子毅然走向法庭，这需要何等的勇气！要承担何等的社会压力！不但如此，她可能因此失去工作，因此陷入漫长的法律诉讼，而且还要承担败诉的风险。一个普通的民事案件就可能让一个人心力交瘁，更何况打这种复杂官司？正如媒体曝出的两例性骚扰案，一位女主角虽然赢了，但赢得却很悲壮，另一位还正把时间和精力耗在漫长的诉讼中。可以预见到，即使以后相关法律明确了，这样的情况也不会有明显改变，法律规定了女性免受性骚扰的权利，但是现实注定女性为行使该权利将付出巨大的成本。

法律规定了公民享有种种权利，但如果公民为了实现这些权利所付出的成本过高的话，这样的权利等于虚置。这样的思维可帮我们认识目前的许多问题，如劳动者权利遭侵害的问题，我国相关的劳动保护的法律已经非常完善了，但是为什么劳资纠纷、劳动者权利受侵害的现象依然